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常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毛澤東提出「四個存在」的理論,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佈「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部分史學家認為1969年時文革就已真正的終結,真正動亂的時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認為文革在1974年周恩來、鄧小平重新執政後結束。不過,在中國官方和民間,一般都認定文革是從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止,歷時十年零五個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背景

大躍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中共建國後主張「進一步鞏固發展新民主主義秩序」(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劉少奇等黨內高層實權人物,採取了迴避跟毛澤東激進路線正面對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躍進」等口號的提出,從「左」的方面推波助瀾地把毛的路線推向極端,比如劉少奇本人就曾公開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儘力避免針對毛,而把矛頭指向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實力人物,並要求後者承擔責任。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公開信在擁戴毛劉主流地位的與會者中引起強烈反彈。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公開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佈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見認為有很多人死於饑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1]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沒有出面主動承擔「一線工作」領導責任,卻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在此次會上,出現了政治上繼續支持毛澤東與要求進一步追究領導失誤責任的兩種不同聲音。劉的說法,被廣泛解釋為藉機向毛提出政治挑戰的信號。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2]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的輿論準備


文革時期的毛主席像章,章上寫著「毛主席萬歲」。
另一種毛主席像章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佈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被廢除。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此時林彪、江青等人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毛澤東指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之後經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第一個學生紅衛兵組織。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彙報,沒有明確回覆。6月4日,劉少奇和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進行土改等運動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

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群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3]。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游長江後,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彙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佈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矛頭直指劉少奇。會議中彭真、羅瑞卿、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來源請求]。

編年

1966年

6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4]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又開會演說辯論,更有衝擊寺院、廟宇、教堂,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跡,焚燒書籍、字畫,後來又開始抄家、攻擊老權威、知識分子。一批守舊的老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並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和尚、修女、教士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抄家,把傢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開牆壁,到處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搶奪一空,跡同強盜[來源請求]。

幾乎所有反對文革的學者都受到殘酷對待。原《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殺。鬥爭中甚至有人陳屍街頭。原先國家的幾位重要領導人也被批鬥,劉少奇、鄧小平被撤職下放(劉少奇最終在監禁中死去)。彭德懷、賀龍等則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還包括了桌球運動員容國團、電影演員上官雲珠、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在軟禁的家中自殺)、國歌的作詞者田漢、作家趙樹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計其數(不確切的統計是40萬,四人幫被捕後也有相當多的人自殺[來源請求])。

針對出現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據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傳達,指示內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佈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5]

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隨後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受批鬥。

1967年

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劃了「一月風暴」,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王洪文等人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在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再度被「聲討」,而陳伯達、康生則開始對準第四號人物陶鑄,一場全國的奪權行動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全國多個省區市領導人被揪出來,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

2月,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人對當前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江青指責其為「二月逆流」,此後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其中尤其以陝西、廣西、四川等地的情況最為嚴重[來源請求]。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劉少奇的海報(1968年10月)

1968年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

不過此時的毛澤東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停止武鬥。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

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在同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一年後,劉少奇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去世。

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

林彪的崛起(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屆黨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國防部長林彪是最大的贏家。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地位已經下降。

會議首先由林彪作政治報告。他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為中常委委員,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政治局(參閱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則僅僅勉強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林彪陣營、四人幫、以及與以上兩者沒有關係的要員成三足鼎立的形勢。林彪陣營儘管取得優勢,但林彪卻只是一個虛銜式的第一副主席,並沒有政治實權。

然而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權的運動過多損害上層的利益。林希望能夠設立國家主席的職位。因為毛澤東已經多次明確宣佈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一副主席擔任,一來使他能得到政治實權,二來使他能夠在受憲法保障的情況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又一次在廬山召開。25日,陳伯達首先發言,稱讚毛澤東的偉大、英明(即後來被批判的「天才論」),陳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林彪陣營在各小組會議中串連,甚至策動黨內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也帶頭支持設立國家主席,這一提議立即遭到毛澤東的駁斥,毛的答覆是「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陳伯達在會議結束後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還興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作為「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批判。

陳伯達的失勢其實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一個警告。林彪在九大後不斷提升的權威已經令毛澤東警覺,毛認為其有奪權的計劃,懷疑林彪要搞垮他。而在二中全會上陳不合時宜地提出國家主席問題,對毛而言無疑更確信了他的懷疑(事後的情況顯示,其懷疑也許不無道理,但亦有這種可能:即如果毛不是因為他本人使林鞏固地位的企圖受挫,而處處感到安全受到威脅,也許他不會做出後來那種危險性極大的行動),國家主席對毛澤東而言並無任何要害,只是使毛澤東重新領導政府,但相反地對林彪則不同,林彪如果能夠擔任國家主席立即會成為國家無可爭辯的元首,使毛自己處於可以不受衝擊的保險地位上。

受到挫敗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後,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團中大部分成員在11日後也從未再公開露面,20多個高級軍官則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蒙古國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取消。這也是十年文革中唯一沒有在天安門廣場舉辦國慶慶典的一年。

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

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四人幫的興衰(1971年—1976年)

林彪死後,毛澤東無所適從,一時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與此同時,在周恩來的影響之下,鄧小平被恢復工作。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經歷了林彪事件的打擊,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來和鄧小平,但他卻也無意將權力交給鄧。和忠於毛澤東自己的左派勢力比起來,毛澤東還是不太喜歡「右派」。

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於毛澤東的勢力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時「批林批孔」後面本來還有「批周公」三字,指向當年10月病重入院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林彪死後,周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而周恩來有意提拔鄧小平,似乎也是為加強周恩來派系在黨內的地位。「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著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好像沒有什麼興趣了。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鄧小平獲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負責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到了1975年9月,毛澤東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鄧小平致悼詞。

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唯一剩下的鄧小平,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但是毛澤東並沒有任命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擔任總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見經傳的華國鋒,由他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個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活動,在四人幫與毛遠新的曲解下,病重的毛澤東把之定性為反革命活動,還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但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同時並決定代總理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中國政治最高領導權歸屬不明,四人幫的行動慢慢與華國鋒作對。10月6日,華國鋒先發制人,在中共和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東興的支持下,策划行動。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這次事件被稱之為「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有外國人士認為這是一次政變。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華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於一身的人。

文革之後


武漢大學老齋舍在文革時期的標語「無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見。

華國鋒當權後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還有傳聞說[來源請求],在政治局會議上,常委之一(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華葉二人)的國防部長葉劍英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否則他也辭職。葉是華國鋒逮捕四人幫時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軍隊中的權威,令華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黨校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胡耀邦當選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至此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11月,由江華擔任庭長的特別法庭開始併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國也開始廣泛討論,重新評估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文革中的受害者陸續平反,這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影響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而這也是後來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跡則更是難以統計。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志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殺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書記)
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
受迫害身亡:
賀龍(1969年6月9日,中國十大元帥)
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中國十大元帥)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XXX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面只能列舉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犧牲者中極不完整的一部分:(括號內為去世時間,曾擔任職務,按照去世時間排列)

自殺身亡:

翦伯贊 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 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姜永寧 桌球國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傅其芳 國家桌球隊教練 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1966年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 1966 開煤氣自殺
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 1968 自殺
鄧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總編輯,作家) 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歷史學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陳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藝評論家)
黃紹竑(1966年8月31日,政務院政務委員,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傅雷夫婦(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與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
陳夢家(1966年9月3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詩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劉永濟(1966年底,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
葉以群(1966年,文藝理論家)
劉盼遂(1966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
羅廣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紅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國工人運動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陳璉(1967年11月19日,陳佈雷之女、全國婦聯執行委員)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藝術家)
嚴鳳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試圖在她的遺體體內找所謂的發報機。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國家級桌球運動員)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學教授,國學家) 絕食身亡
容國團(1968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男子桌球單打冠軍)北京龍潭湖畔上吊自殺
楊朔(1968年8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名作家)
趙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氣象學家)
李廣田(1968年11月2日,雲南大學副校長,作家)
上官雲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電影演員)病中跳樓身亡
焦啟源(1968年,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
周瘦鵑(1968年,現代作家)
范樂成(1968年,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劉綬松夫婦(1969年3月16日,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授)
吳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顧而己(1970年6月18日,電影藝術家)
范長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著名記者)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聞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詩人)
受迫害身亡:
李達(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
楊端六(1966年9月,武漢大學教授)
向達(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 1966.12.16
林昭(1968年4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電影導演)
田漢(1968年12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
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處決,北京工人,《出身論》作者)
趙樹理(1970年9月23日,中國曲藝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壽(1971年,著名畫家)
蓋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劇演員)
張東蓀(1973年,著名哲學家)
顧準(1974年12月3日,病逝,經濟學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史雲峰(1976年12月19日,慘遭槍決,工人)
錢海岳(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失蹤:
儲安平(1966年,光明日報主編,著名記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較為詳細的名單見:

http://justay.blogchina.com/3332364.html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殺死亡名單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namelist.htm文革受難者名錄(不限於名人)
http://www.yhcw.net/MyBBS/wg/mes/7628.htm文革名人死亡檔案

對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見上文)。

有些人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教育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說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面影響。

工農兵學員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準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準。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準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臺,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學使用。工農兵學員招收持續到1976年,雖然也有個別人日後做出成績,但總體上這是中國各大院校歷史上學生地位最高而學生素質最低的奇特階段。

以學生文化知識水準決定大學入學資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的知青大返城開啟階段才舉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錄取率也是最低的。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一部分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研究工作因而停頓。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對準了中國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對西藏文化破壞

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而大昭寺被破壞的程度之嚴重一般人鮮少知道,據當時在現場參予砸大昭寺及那段時間被迫到那裏打雜的反動份子們描述,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也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ㄧ個不留全部打掉,僅僅留下一尊佛像,這尊佛像就是覺仁波切,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而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幸好覺仁波切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而所謂的「牛鬼蛇神」,代表「舊西藏」的舊政府、舊廟宇、莊園主,自然成為中共口中的「三大領主」,成為要批判的對象。以上出自<<西藏記憶>>ㄧ書

而對於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唯色在西藏記憶與殺劫這兩本書中對於文革的採訪紀實,在這兩本書中對於「牛鬼蛇神」、三大領主與喇嘛們被批鬥的過程有詳細的記載,殺劫書中甚至還附上了照片。 不過這波文革幸運的沒有對所謂的達賴喇嘛當初的宮殿造成影響,根據當時知情的人描述,當時管轄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應該是當時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不過達賴喇嘛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似乎就沒有如此好運,有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名勝古蹟被破壞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2]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掛上了大喇叭。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
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4]
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物與骨駭示眾後焚燬,「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5]
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衹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6][7]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8]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9]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河南盪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周恩來總理派遣一連隊士兵堆壘包、架機關槍駐守防範紅衛兵破壞,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紅衛兵翻牆入寺敲毀。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凈。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后妃遺骸自北京定陵裡掘出,著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毀。
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現存為後再植新株。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給挖了。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裡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裡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衹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裡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餘,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裡,衹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貼上了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焚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安徽霍邸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鬥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唐代高僧襃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襃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襃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貴州省鎮遠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內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現僅餘空房。http://www.xzdx.com/photo/xzdx/dispArticle.Asp?ID=24
廣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疊彩山等處摩崖石刻佛像頭部均被砸毀。
珠海陳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現僅存二座,右邊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已無法考證受賜人,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裡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了。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皆因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亦不復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乾二凈。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部分的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

日本文化界發表「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數百位作家、藝術家聯名發動抗議,盼望中國當局能保護中國歷代文物免遭破壞;
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
在西方國家,毛澤東主義的信奉者也有很多人響應號召,
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
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日本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澳洲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臺灣於1966年11月由中華民國政府以復興文化為名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說話,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臺灣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編輯] 對文革的正負兩面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受此文件影響,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來源請求]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臺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面。雖然台灣在這二三十年來有著非常驚人的變化,國民黨推行的許多價值觀已經被顛覆,但是對文革的負面評價完全沒有被挑戰;多數台灣人(不論藍綠統獨)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面的觀感。文革、紅衛兵一直是台灣人拿來罵人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台灣藍綠雙方視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

相關書目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雷運河,《告訴你真實的文革——濟寧地區文革傳記》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 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形形色色的造反: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殺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 著,台灣大塊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
《殺劫》資料補充:當時在西藏也有紅紅火火的文革運動,但文獻和相片方面卻少得可憐;2006年1月在台灣出版的《殺劫》一書,藏人作者唯色根據父親在文革期間拍攝的數百張珍貴照片中,花費六年在西藏訪問遍查,並從訪者眼中認出不少相中批鬥與被批鬥的人物詳情和去向,並有少量官方資料,包括當時《西藏日報》的敘述;另外在另一書《西藏記憶》中亦有不少文字描述(訪談參予文革者23位),對文革期間對西藏的受害情況較好的補白,驚人地是其中不少受訪者是當年的紅衛兵或是積極份子,由他們述說西藏文革可能更具說服力,並補充了另ㄧ種觀點。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 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62-8102-02-8(上冊)、ISBN 962-8102-03-6(下冊)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 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文藝相關

文學

《血火痴情——被塵封的另類文革故事》,加拿大諾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憲源為著名「新毛派」人士。這一聲稱全面客觀公正反映「被主流掩蓋扭曲」之文革歷史真相的60萬字歷史長篇小說,例外受到了汪暉、黃紀蘇、陳子明等中國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領袖」的一致好評。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作 描述文革時福建實況及全中國年輕紅衛兵串聯至北京動人描述之紀實長篇小說 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製出版。
《反修樓》鼕鼕等十數篇文革中短篇小說著作集 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
《最後的貴族》章詒和著 寫反右派、學者在文革時的種種 牛津大學出版

電影

(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武訓傳》(1950年,孫瑜導演,孫瑜編劇,趙丹、黃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
《活著》(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凶猛》),夏雨、寧靜主演)
《天浴》(1998年,陳沖導演,陳沖、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相關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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