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 堅持平反六四

六四事件簡稱六四,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學運、八九天安門事件、六四屠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定調為反革命暴亂、六四動亂、六四風波,是1989年4月至6月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重大政治事件。

事件起端於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學生透過悼念表達對社會各種弊端的不滿,隨著民眾對自由、民主、反貪的呼聲高漲,學潮最終漫延全國。期間北京城區實施戒嚴,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間抗議,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中共中央最終出動軍隊鎮壓。由於當時消息被封鎖,學生、市民以至軍人的死亡數字並無定數,資料來源眾說紛紜,據估計死傷人數由數百至數千不等。

六四事件雖然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但對中國大陸以至香港的政治、外交產生深遠影響,至今仍是中國大陸極為敏感的話題。

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民主女神」塑像,成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後期的精神象徵。原件被毀,在溫哥華、舊金山等城市有複製品立在公共場所。

過程

六四事件發端於前中共總書記、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的猝逝。當時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發起悼念活動,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遊行,學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亦提出反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分領導人等要求。

中共中央初期對處理學潮並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四二六社論,將學潮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引發學生極強烈回嚮,號召更多學生返回廣場,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5月4日發表五四談話,肯定學生熱情,紓緩學生的不滿。

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學生情況廣受報導,學運終於演變成全國各界大示威,中共領導層的矛盾亦日益突顯,最終趙紫陽下臺,北京實施戒嚴,解放軍集結市郊。

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開進北京城,與民眾爆發嚴重流血衝突,抗議活動隨鎮壓而結束,但餘波未了。事後,全國展開大規模緝捕行動,趙紫陽所代表的開明派倒台,中國國際形象受重挫,歐美多國向中國實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國改革陷入空前困局,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屆領導上臺後雖然有所改變,但未能消取派系矛盾,中國短暫的自由氣氛亦隨之消失,自此中央加強對傳媒、以至後來的網際網路規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發連串政治效應。

學運前狀況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國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初,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反貪示威,中共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責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會主義」,「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學潮促使胡耀邦下臺,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保守派佔上風也令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事件被視為六四事件的遠因。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人大會議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1][2],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更怠工3個月。[3]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4]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

中國大陸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共產黨背棄了馬列主義的基本信條,引發資本主義的「罪惡」。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引導思想。

對中國來說,1989年也是具意義的年份,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科學家如方勵之、詩人北島等一批知識分子已上書中央,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胡耀邦病逝

從天安門城樓上俯覽天安門廣場(2004年)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合肥學生發抗議社會弊端時,他對學生與知識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共黨的集體領導原則[8],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9][10];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臺,但是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延續,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中共總書記,成為中共名義上最高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提升為國務院總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對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13]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作出報導,指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天安門事件,正受人關注。」

運動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自由發言時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前的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當晚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約3,000人學生從北京大學前往天安門,沿途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常委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銷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開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時,國務院派出一名官員接見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間學生繼續靜坐,聲援人數不斷增加,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約2萬名學生。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16]。其他城市情況相對穩定,上海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悼念,但悼念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有說在一份中共內部的報告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並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17]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導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導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學生衝擊新華門。他們要求進中南海獻花圈被拒,武裝警察以人牆阻擋學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防線而未果,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與警方衝撞[18],擾釀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但沒有學生響應。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反動言論,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

同時,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舉行,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一領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並準備成立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爭,以罷課爭取民主。

這一天成為運動擴大的轉捩點。當日新華社首次發表提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並在報導中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學運收歛,反而挑動學生不滿,學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報》的社論發表當天,陝西出現自胡耀邦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但晚上6時剛好下雨,不少群眾離開。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辨?」

4月21日,北大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在新華門被武警打傷,也有學生阻擋其他學生上課,當晚廣場學生劇增至20萬人。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聲援學生,但未獲接收。全國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

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靈柩繞廣場一周,與總理李鵬對話,並要求官方媒體報導學生悼念活動。[19],但都未獲政府同意。

當日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中間一人舉著一條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有工作人員嘗試扶起學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來!」。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外內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感覺共產黨怎麼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心裡嘀咕。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舉行,天安門廣場坐滿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軍隊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學生雖然滿意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悼詞,但接近一晝夜的靜坐毫無結果,情緒激憤。學生擔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

西安、長沙出現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的嚴重騷亂。據報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長沙亦有20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趙紫陽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21]

同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倡議無限期罷課時,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在頭版報導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均不約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犠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學生代表會晤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但學生代表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會談,對話流產。上海市委則沒收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當中有文章批評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學生遊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原本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該報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獲鄧小平賞識,晉身中共領導層。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報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臺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全文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襲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還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剋制態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衊、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證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嚮。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往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批評學生搞「文革」。

學生召開記者會反駁「學生顛覆中共」的言論,並再度要求與李鵬對話、並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學生最後決定舉行四二七大遊行。4月27日,北京約5萬名學生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 [25]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會上,袁木承認「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學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日後舉行更多直接對話,有學生批指責袁木迴避實質問題。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對話像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蘭州亦有數千名學生遊行,要求與省長對話,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結束遊行。武漢也有類似的學生遊行。

短暫的緩和

自4月30日起,學潮表面有所緩和,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約30%高校生已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對話,話題包括學生關心的反貪問題,言談間陳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資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六年後陳希同因為嚴重貪污而被開除黨籍,後被判16年有期徒刑。

5月1日勞動節當天,政府與學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動。「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再次提七點要求,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懲處日前新華門毆打學生的人;反貪污、反腐敗;並且盡快起草新的《新聞法》,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回大陸辦報的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由全國政協出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檢討政府政策失誤等。

學生同時宣讀《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旨在加快政改、反腐敗、倡自由、對政府提合理意見,籍著建立完善社會制度,可加快祖國統一。「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

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而遊行,學生事前特別強調,遊行口號必須排除反動口號。北京高自聯則選出請願代表,由王超華、王丹、鄭旭光帶領學生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信訪部提交聲明,提出要由普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雙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安全。當天,新華社罕有地刊載學生聲明的全部內容。

學生12條要求、4點聲明全文

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領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決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決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學生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物及決策權力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容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10-15分鐘之內,容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容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同時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佈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儘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答覆的基礎上,附注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在聲明中,學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5月3日派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反擊學生言論。袁木在會上批評學生要求像「最後通碟」,無法接受,並指學生代表若然犯法,政府必須追究。

袁木講話內容包括:一、政府與學生對話不能排除合法的學生組織;二,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幼稚的衝動」;三,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河東昌期後亦指,4月22日三名學生「在封建的習慣下」跪求總理接請願書,「非常擔心他們背後有人」。

袁木在會上只承諾,當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但袁木卻說,對於「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27]

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學生不滿,但情緒似沒有四二六社論發表後高漲。有學生認為袁木強硬態度,可能是政府要動手的警號,亦有學生不滿政府不承認自治聯合會、把他們當成是「動亂之一小撮」,難以令人接受。

當天,高自聯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在場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同一時間,廣東一家向海外發行的報章《亞太經濟時報》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研討會,該會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剛好碰上學潮,會上議題集中在《世界經濟導報》查封事件,席間各人爭論應否加入遊行,最後會議擬定發起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同時媒體員工可自願參與學生,在五四當天一起遊行。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回到北京。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

5月4日,北高聯發動五四遊行活動,發表五四聲明,隨後就宣佈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行動。學生們的遊行活動到下午3點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時大多數人認為,在趙紫陽回到北京,親自處理學潮以後,事件應該就將結束。

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作了如下報導:

趙紫陽總書記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會的外賓時說 :「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信心。」[24]

人民日報則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載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運動70周年,北京20萬青年以豐富多彩的內容來歡度自己的節日。萬名新團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儀式,數萬名青年分別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圓明園、官園等地參加各種游園活動……」

「……首都40多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

「……遊行組織者宣佈:從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複課……」

5月5日的統計是北京80%的罷課學生已經開始複課,但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複課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學生認為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當晚北大和北師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宣佈次日將繼續罷課。

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導了兩名學生領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

絕食潮開始

此後一周,學生與政府陷入僵持,雖然不斷有要求對話和穩定的呼聲,卻沒有實質性進展。學生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學生擔心這種定性會為學業和就業帶來極大影響,而且參與運動的學生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場,即使中共不「秋後算帳」,各高校的黨、團組織在之後將如何看待參加者也是未知數。

5月13日,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將學潮推上高峰。當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學生要求的對話,同時亦要求政府肯定今次抗議為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

學生絕食書全文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掛、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遙遠,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呀!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不忍心留下祖國就這樣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偷生。

當我們挨餓時,爸爸媽媽們,請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烏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絕食宣言」全文如下: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 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

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當絕食學生瀕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多間醫院以至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裝警察都加入聲援、募捐、搶救,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嚮應,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

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斡旋,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點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複課;下午16時,李鐵映、閻明復、尉建行等再與30余所高校學生對話,亦未果。

5月15日,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長安街交通癱瘓,地鐵前門站封閉,遊行口號開始針對趙紫陽、李鵬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電視臺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導。

當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等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對話因公開直播問題無限期中斷。當日,蘇聯領導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巴契夫中午抵達北京進行訪問,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在絕食請願,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臨時改在北京首都機場進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區進行的活動取消。此事對於鄧小平有根本性的影響,認為學生行動實際影響了中共在共產主義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涌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閻明復走學生前說:「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原定的戈巴契夫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的儀式安排被取消。

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戈巴契夫時,在大批記者面前說:

「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上述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例如「小平糊塗」、「老眼昏花少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而參加遊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委、中宣部、國家教委、國中央、中央黨校、求是雜誌等等單位,都有幹部參加遊行。

5月17日,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進一步攻擊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發動知識分子簽名。

知識份子《五一七宣言》全文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翻「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趙紫陽倒台

趙紫陽揭露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掌舵的秘密後三日,5月1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黨政軍部大會,大會在電視現場直播,李鵬在會上強調政府必須迅速扭轉亂局,穩定局勢,制止動亂向全國蔓延,並且呼籲黨政軍各級幹部緊急動員起來,在不得已情況之下,調動解放軍進駐北京附近。而楊尚昆則指,解放軍絕對不是對付學生,而是為了恢復北京市的正常生活及工作秩序,然而此時外界已注意到,趙紫陽及胡啟立並未列席,外界開始斷言趙已失勢。

六四事件前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大學生們見面,後右二為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5月20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對學生說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趙紫陽講話完畢後,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有一些學生哭起來。趙紫陽的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當天早上10時,李鵬在電視上頒布戒嚴令,軍隊進備開往天安門,大學廣播緊急通知學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從丰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前進,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

戒嚴十六日

1989年5月,出現在長安街地下行人通道牆壁上的政治漫畫

5月20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北京開始戒嚴[24] 。

戒嚴令全文如下: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戒嚴令,由陳希同市長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期間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嚴禁衝擊政府機關,同時又宣佈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採訪,市內多處擺設交通路障。外地軍隊亦開赴北京參加戒嚴,期時市郊已有零星流血衝突,中國官方事後說當時軍隊嚴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中無人死亡。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後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

戒嚴期間,廣場上仍有逾十萬民眾聚集,部分人通宵留宿,媒體採訪工作並未停止。5月20日,北京開始戒嚴,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參加戒嚴。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但此時在北京郊區已經有了些零星的流血衝突。

5月21日,香港民眾發起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強烈反對武力鎮壓,讚揚北京學生對國家及民主的貢獻,並正式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隨後十多天數以百萬的捐款送到支聯會的戶口。

這時間,政府與示威者展開最後的拉鋸。5月21日,軍方派出直升機來回到廣場上空撒下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31]。翌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在多倫多表示:「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臺的口號。[31]當天,三名學生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但學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黨統治,他們把三名破壞者送交公安。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沒有一人死亡。[31]翌日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鐵路等部門堅決制止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入北京。

5月25日,廣場上盛傳趙紫陽被指控帶領反黨,同時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被點名指為「反黨集團成員」,同日李鵬公開接見外國駐華大使,顯示他仍然掌權。此時身處美、加的人大委員長萬里的取態備受關注。作為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外界當時期望他能以法律推翻戒嚴令,並恢復趙紫陽的職務,但萬里提早結束對外訪問,5月25日凌晨經上海返回,期後以身體不適為由,留在上海治療,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5月26日,新華社發放消息,中共元老陳雲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窮、余秋里、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人,會議通過「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其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稱,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同時,大量戒嚴部隊仍在北京市區外圍待命,隨時進城。

5月30日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余名師生集體創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該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學生做法損害國家尊嚴。

在局勢日漸升溫時,學生領袖在「撤退」和「留守」上出現分歧。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王有才認為靜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張盡快撤回學校,反思和總結今次事件,再決定日後行動,但柴玲等人則認為必須留守,而數以百萬計的海外捐款以及大批記者前來慰問,亦加強了學生留守的決心。同時,一些從外地聲援北京學生的人,也開始擔心運動已失去效用。其中一位山東學生向媒體指,他之前懷著熱情來到北京,但天安門廣場已經變成外地學生棲身之所,廣場衛生惡劣,靜坐徒具形式。[32]6月1日,除了北大、清華、師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復課。[33]

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佈在天安門72小時有限絕食,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

天安門清場

一張被西方媒體廣泛報導的圖片:6月4日,一位據稱名叫「王維林」(身份至今無法確認,魏京生稱據其調查此人在後來的又一次相同舉動中被坦克碾死,但魏無法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說法)的年輕人站在離開廣場的坦克車隊前,阻擋坦克前進,並試圖爬上戰車。根據CNN現場拍攝的畫面,後來坦克在數次試圖繞行未果後沒有再向前移動,而士兵只是探出頭示意後面的坦克車隊後撤。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此後撤行動充分證明了軍隊相當剋制。圖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攝。

6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清場。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指令翌日6時前要完成任務,並宣佈「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7時,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放戒嚴部隊緊急通告,宣佈「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晚上10時後,天安門與長安街的形勢急轉直下。軍隊入城後遭到市民阻撓,軍隊決定開槍,其中木墀地是死傷最多的焦點。當時該處聚集數千人,部分人用碎磚頭砸打解隊,軍隊立即一排排沖上大橋,邊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邊向投石頭的市民開槍。

從這時起,密集的槍聲時而朝向天空,時而又對著前方,有人中彈倒下。民眾不斷向後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此時軍隊用衝鋒槍向罵聲掃射,約百名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邊的復興醫院。復興門外大街兩旁的市民從自家窗戶上探出頭來痛罵,也有人從窗口上往馬路上投東西,軍隊開槍還擊,從木墀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左右的路段,兩旁建築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濺,其中22號樓、24號樓兩幢部長樓有3人在樓上被子彈打死,當中據報包括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尊的女婿。

根據BBC當時的現場報導,解放軍從卡車上不分目標的向人群射擊;在天安門廣場的一次掃射中,她自己被屍體絆倒,幾碼之外被當場射殺的還有兩人,重傷倒地不起的兩人;之前北京某兒童醫院20分鐘內送來40多名遭槍擊的重傷者,其中包括婦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彈,其中有兩人已死亡。[34]有說一些死者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包括二十八中牆外)。有錄像資料和圖片資料證明解放軍槍殺了數目不詳的北京市民。[來源請求]另據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導有多名戰士被殘害致死。

零晨1時,天安門以西約四公里的復興門傳出槍聲,軍隊向堵塞他們的群眾開槍,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復興門外醫院接收大量死傷者。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緊急通告》,內容說: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中國官方資料稱,《通告》內容廣播後,至零晨2時,幾十萬人的廣場只剩下數千名學生和市民。零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據報中槍者包括徒手阻攔軍隊的平民以及旁觀的民眾,也包括現場搶救的醫務人員,另外有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至少五人被壓死,九人被壓傷

3時左右,約3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此時正進行絕食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發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並要求他們撤離時堅守非暴力原則,把棒、瓶子以至槍收繳,遊說了一大批學生離開。

5時20分,天色已明,廣場仍有約200名民眾不肯離去。坦克包圍了廣場通道,但面對這些不願撤離的學生,坦克始終一點一點地推進,相對較有耐性。這時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官兵突然全體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朝天開槍,進行威懾。約5時40分,清場基本結束。

輿論的聳動

在6月3日至4日,中央媒體均以不同方法表達對鎮壓的不滿。在六月四日早上6時25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員李丹當晚這樣報導: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人民日報該日在新聞選材上亦曲線表達不滿,其中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以粗黑體寫上:「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關於波蘭局勢的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的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會和體育版則分別報導「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條關於殘疾人運動會的報導,標題為:「不能被征服的人」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臺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大規模清算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層保持約一個星期沉默,期間各種傳聞散播,香港傳媒甚至傳出中國軍隊爆發內戰的消息,有部隊互相開火,中共並未澄清,全國各地仍有示威活動,抗議屠城。

直至6月9日上午,鄧小平在黨政高層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並發表講話,以此說明鄧小平的黨政地位未受動搖,全國懲治單位在各地採取行動。

以上海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復旦、同濟、交大和華東師大等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全市42個地段設路障攔截軍, 市政府通過電視電台警告學生不要以為政府軟弱可欺,繼續一意孤行,同時亦撤走十多個路障。翌日,三萬多名學生上街堵塞122個交通道口,市區交通全部中斷,郊區企業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這段期間,上海市政府與學生反覆地設路障、清路障,6月6日晚上有五人攔截火車時被撞死,現場聚集3萬人,有車廂被焚燒。7日,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工業大學等校有學生在學校禮堂、教學樓設置靈堂,上海傳出戒嚴消息。

上海用電量由6月3日的6653萬度電降至6月7日的6128萬度,二輕、冶金、紡織、儀表、船舶、航空、電氣等行業的997企業的職工缺勤遲到率為34.38%,12家企業全部停產,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時任上海市長的朱熔基發表電視講話,強調「上海不能亂」,並澄清決不在上海戒嚴,他說:「很多同志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我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提出"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發動工人清除路障,同時6000名名學生在人民廣場舉行追悼會,參加者臂戴黑紗,抬著花圈,舉著校旗,有秩序地進入廣場,廣場不斷播出「北京慘案真相」,但隨著公安部門大舉緝捕學生,各地示威陸續終止。

6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通輯全國民運人士,通告如下:

一,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十號)已宣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為非法組織,責令他們必須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這兩個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全國其他發生動亂和騷亂的城市,凡是煽動、製造動亂、騷亂的非法組織,當地公安機關均應報請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明令取締,責令他們立即解散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其頭頭要在指定的期限內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拒不登記並繼續進行活動的,依法從嚴懲處;對一般成員,除觸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可以不予追究。
二,對包庇、窩藏非法組織頭頭及暴亂活動首要分子的,當地公安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對於在首都反革命暴亂中被搶奪或撿拾到的槍枝、彈葯、軍用和警用器械、裝備,以及非法組織印製的煽動、蠱惑性宣傳品,公安機關應予收繳。藏有上述物品的,要立即將所藏物品送交當地公安機關;隱匿不交的,依法從嚴處理。
四,非法組織成員逃到外地繼續進行串聯、煽動、製造動亂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當地公安機關一經發現,可立即依法拘捕。
五,聚集衝擊黨政機關和廣播電台、電視臺等重要部門,聚集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致使鐵路運輸和道路交通中斷,製造城市癱瘓的,對其首要分子,必須依法拘捕,從嚴懲處。
六,各地如發現聚眾騷亂事件,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要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強制驅散;對參與騷亂、搞打砸搶燒殺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當地公安機關可以當場拘捕。
七,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到拒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
八,廣大群眾要積極揭發檢舉反革命暴徒和進行打砸搶燒殺活動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協助公安機構及公安幹警、武警指戰員依法執行公務,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大規模的清算行動由此開始,6月12日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勵之、李淑嫻;翌日21名學生被通輯,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6月14日,再頒布命令,搜捕工自聯的韓東方、賀力力、劉強共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進一步通緝嚴家其、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

同一時間,全國亦亦展搜捕行動。截止6月30日,上海143人據報向公安自首;拘捕273人,並聲稱「破獲三個反革命集團和二起台灣國民黨特務案」。上海「高自聯」骨幹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戰(又名張才)在虹橋機場出境時被抓獲。黑龍江、吉林、遼寧拘捕612人;陝西、山西、內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亦1979人,其中貴州更宣稱抓獲流竄犯罪6035人,摧毀團夥222個。

這些拘捕人士與「六四」並無必然關係,但因碰上嚴打嚴審的時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對來說,在這次大肆搜捕"反革命動亂分子"的過程中,環境最為寬鬆的當數廣東省、海南省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

各地法庭則依據共產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一些人遭到處決並在6月10日起陸續以新聞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47]對幹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則處理相對輕一些。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二十日,亦即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除了從形式上確認免職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閰明復等中央職務,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增埔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李鵬同時主導對趙紫陽進行了批判,但是趙紫陽拒絕承認錯誤,反而提出了詳盡的辯護與反駁,為中共高層意見分歧留下明確記錄。雖然趙紫陽此後不能再露面,但這次政治遺言仍確立他在民主運動中的地位。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紫陽自辯摘要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一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我覺得,這次會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的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種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裡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彙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巴契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 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我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害怕因為我的認識水準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己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佈的。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做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部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6月25日,人民日報當日頭版以紅色大字以及四張圖片報導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消息。標題為:「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副標題長達172字:「審議通過李鵬代表政治局提出 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 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 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記處書記 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 免去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書記職務 免去芮杏文閻明復的書記處書記職務 全會之前 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擴大會議 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準備」。

逃亡與拯救

六四鎮壓後,大批參與六四的人士被通緝,大批學生逃亡,其中以香港發動的黃雀行動扮演重要角色。當中國政府6月13日公佈「通緝以『北高聯』為首的21名民運領袖」後,香港人陳達鉦及羅海星等人展開營救,先後營救133名人,當中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陳一咨、蘇曉康等從深圳、珠海、海南經香港中轉至其他國家。至1989年10月,當行動的兩位成員在湛江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的行動時官方被捕而終止。

其中,王丹於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獲釋,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獲釋,流亡美國。[50]在2007年底密西根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王丹談到了部分學生領袖的現狀,柴玲在美國創辦了高科技公司,並被獲准回中國[來源請求]經商,李錄在華爾街做投資銀行,王丹自己則打算在哈佛大學歷史系取得博士學位後從事教書,如果政府允許則希望回國發展。

遇難者數目

關於死傷情況,一般認為死傷主要發生於軍隊往天安門推進途中,但對於天安門廣場內的死傷情形,則有不同說法。

在清場後,由戒嚴部隊公佈過軍隊死亡情況,嘗試以血腥描述而說明鎮壓的正當性,但有關內容除了在鎮壓後偶爾提及外,此後亦沒有再公開申明,外界對內容真假一無所知。據戒嚴部隊指揮部6月4日稱,長安街一輛軍車司機被打死;西單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排長被打死後,屍體被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公車,後被「剖腹挖眼」。崇文門過街天橋上,一名士兵被人從橋上扔下,被澆上汽油燒死,一名士兵的屍體被懸掛於阜成門立交橋的欄桿上;翠微路口,軍車被人投擲燃燒物,6名軍人燒死。戒嚴部隊指約20多名官兵死亡。

柴玲6月8日的錄音講話提到:「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柴玲的說法普遍被指有誤。[52]中國官方則宣稱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53]根據錄像資料和中國官方記載,當戒嚴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廣場內仍有數千學生留守在紀念碑附近不肯離去,被軍隊包圍後強制解散。丁子霖在尋訪死難者時發現,清場過程中軍隊曾向廣場內學生開槍並殺死了學生,如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被戒嚴士兵亂槍打死在廣場中心的國旗桿下[54];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槍殺於毛澤東紀念堂附近。

據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死亡的軍人,後來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長安街翠微路口轉彎時因車速過快而翻車,油箱擦地起火死亡。[56]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戒嚴部隊死亡十多人。[來源請求]多數北京市民和學生及獨立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為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世界上也有媒體將之稱為「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屠殺」。[57]中國政府則聲稱是「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取得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偉大勝利」(見當時《人民日報》及《解放軍報》)。

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佈死難者名單。其他不同媒體也有不同的報導,從幾十人到幾千人不等。丁子霖教授由於她自己的兒子蔣捷連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被子彈擊中喪生。她開始聯合其他死難者的家長,這一群體後被稱為「天安門母親」,她們收集出一份死難者名單,要求政府還其公道。

反應

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城的一象徵這場人民抗 議事件的象徵性雕塑 – 被坦克壓扁的自行車和坦克行進痕跡

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一致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持續不到一年,出於包括自身經濟利益的各種考慮,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係,1989年以前的進行的軍事合作則被全面中止。

大中華地區

英屬香港:香港大批參與多場大遊行,並且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1989年5月27號,香港演藝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集會,30萬人參加。當鎮壓發生後,5日清晨,中銀集團出現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擠提,一日內被提走50億港元;6日當晚有人在旺角鬧市出現混亂,教育署宣佈7日全港學校停課一天。港督衛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慘劇,感到震驚及悲哀。他同時認為,這個悲傷的時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發表聲明:「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大陸民主運動,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對中國大陸同胞給予一切可能的支援,並與中共作徹底的決裂。國防部於當日下令「停休返防,全體國軍官兵迅速進入備戰部署。」臺灣民間也有遊行,支持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在六四前夕,臺灣歌星們因此而創作了一個歌曲:歷史的傷口。中華民國行政院作為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特別措施,公佈了四項措施,其中有:向放棄中國大陸護照(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在外國的大陸留學生和學者發放中華民國護照;向這些留學生和學者提供學費和生活補助。
葡屬澳門:總督文禮治發表聲明:「這刻我認為適宜發表的談話是:使用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是不可以接受的。」5日,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屬下銀行出現首次擠提,當天被提走3.3億港元。
成都:6月4日清晨,武警對在市中心天府廣場靜坐的學生實施清場,衝突中武警打死打傷多人。整個白天大量軍警與數萬市民在市中心一帶對峙,發生暴力衝突。市民向軍警投擲石塊、磚頭,軍警釋放大量催淚彈試圖驅散抗議的市民,並多次鳴槍警告。市民和軍警都有多人受傷。傍晚以後,軍警全部撤離,市中心一帶處於無政府狀態。天黑後,開始有人打砸店鋪,進入附近的人民商場偷盜,後引起火災。木結構的商場老建築基本被燒毀,還波及附近多家住戶。 馬路對面的人民電影院也被縱火燒毀。前往救火的消防隊也受到毆打,消防車被燒毀。
南京:南京很多高校學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樓廣場,新街口廣場進行遊行。在鼓樓廣場的旗桿上,掛上了一個白旗,上書一個祭。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在六月二號,在全校大會上,發表了給北京的公開信,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該校學生也去鼓樓廣場參加了遊行。同時,有些高校的學生為了讓工人們也加入罷工,有段時間會到主要交通介面阻攔交通。在這段時間,由於學生運動,南京的公共汽車服務不得不中斷。對南京市民交通帶來不便。
其他:在西安發生焚燒汽車等情況。長沙還發生了騷亂。黃興路一帶的很多私營商戶被哄搶一空。

國際組織

聯合國:6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指事件令人「極為沮喪」,雖然聯合國憲章規定不應干涉各國司法權範圍內的事務,但他非常希望北京能保持最大剋制。[59]
世界銀行:6月12日,世界銀行原定於13日討論向北京提供2.3億美元的新貸款,但因應局勢而延期討論。

西方國家

美國:6月5日上午,布希總統宣佈暫停向中國出售武器、暫停兩國軍事互訪、重新研究中國留美學生延期逗留申請、通過紅十字會向中國傷者提供醫療援助、並檢討雙邊關係的其他事宜。中午,布希在白宮會見四名中國留美學生40分鐘。5日,眾議院以406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譴責北京鎮壓事件,支持總統採取行動斷絕同中國軍事合作」;6日,美參議院以100票贊成,0票反對,要求總統制裁中國,當中包括要求美國之音增設華語節目。同日,國務院宣佈所有中國國民在簽證到期後可留在美國。7日,因應戒嚴部隊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美國大使館下令外交人員撤離,125人離開中國。8日,美國國務卿貝克說無法斷定中國誰人掌權,呼籲美國公民離開中國。同日,紐約市長郭德華宣佈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關係,並建議紐約市第42街和第12大街的交叉路口命名為「天安門廣場」。20日,白宮宣佈美國政府要求國際金融機構推遲向中國提供新貸。[61]
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6月5日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對於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鎮壓表示遺憾」,並指要是中國改革夭折,中歐合作可能永久性受影響,並取消預定6月6日舉行的中國聯合委員會的高級磋商會議。6日,共同體12個成員國發表公報,強烈譴責武力鎮壓,對「悲劇極度震驚」,指「嚴重的動亂仍在繼續」,呼籲「中國停止以武力對付北京和全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立即尋求和平解決辦法」,宣佈中斷中國與共同體的貿易。27日,歐洲共同體首腦會議通過制裁中國,措施包括:
在適當的國際機構內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要求獨立觀察員能參加審判和探望犯人;
停止成員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和實行武器禁運;
中斷雙邊部長級和高層接觸;
推遲共同體與中國的新合作計劃;
文化、科學和技術合作計劃僅限於在有利改善目前狀況的行動;
成員國延長中國學生的簽證;
推遲批出新貸款。[62]
加拿大:4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對事件感到震驚,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殺」。外交部長克拉克說:「中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和野蠻地使用武力……我們對這種愚蠢的暴力行為和悲慘的死亡表示強烈震驚…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軍隊的野蠻屠殺。」[63]
英國:5日下午,英外交大臣傑弗裡·豪召見中國駐英臨時代辦宋明江「對北京流血事件極為震驚。」並決定「取消中國司法部長蔡誠對英國的訪問」、「取消英國農業大臣約翰·麥格雷戈對中國的訪問。」6日,英國首相柴契爾在下議院說:「這場流血表明,共產主義總是隨時準備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頭腦單純的人」,顯然,(英國)不可能繼續與中國保持正常來往」,並指看不出如何能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前途進行接觸。鏡報集團於7日起停止在歐洲出版中國官方英文版報紙《中國日報》。

法國:6日,法國總理米歇爾·羅卡爾宣佈凍結法中兩國的各級關係,總統、總理及政府官員與中國領導人將不再有任何接觸。7日,外交部宣佈把駐中國的外交員減至最低限度,並指法中軍事合作亦會中止。
西德:5日,聯邦總統魏茨澤克說:「我不僅對動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遺憾,而且希望中國重新採取符合其人道傳統的方法。」聯邦外交部宣佈西德與中國中終高層領導會晤,並已經與美、英、法協調一致的反應。聯邦政府正式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過對話解決危機。8日,德中經濟委員會秋季會議取消。

比利時:取消了預定6日兩名國務部長與中國經貿部長鄭拓彬的部長級會談。[67]
西班牙:5日,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對事件「極擔心」,「希望中國能夠使其民主化進程達到終點。」6日晚外交部宣佈凍結西中兩國的高層接觸。

奧地利:5日,總統瓦爾德海姆、總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長莫克等相繼發表談話,「對北京事件極為震驚,要求中國領導人立即停止動用軍隊,和平解決事態」。外交部當日召見中國駐奧大使,讓大使轉交奧政府抗議,並取消歡迎正在奧國訪問的中國司法部長蔡誠的活動,關閉奧鋼聯和愛林等公司駐北京代表處。[69]
希臘:5日,希臘外交部發表聲明:「對暴力衝突和造成的傷亡深表遺憾,希望中國的事件將不會導致民主進程走向絕境。」執政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最大的反對黨希臘新民主黨、希臘共產黨、希臘左翼黨、希臘民主黨都於同日發表聲明進行譴責,3000多名希臘人到雅典中國使館抗議。

芬蘭:5日芬蘭外長佩爾蒂·帕西奧指「中國如此使用暴力令人無法理解」。「社會主義民主絕不是向群眾動用裝甲車,人民的軍隊絕不是向人民群眾開槍」。同日,芬蘭共產黨主席阿爾莫·瓦爾斯特發聲明譴責屠城。

荷蘭:6日,荷蘭外交部宣佈凍結荷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6日晚,荷蘭外交部宣佈,荷蘭王國已決定中斷它同中國的高層接觸。

葡萄牙:5日,政府聲明指:「對北京發生的慘劇極度悲傷,堅決反對向手無寸鐵的平民使用暴力」。7日,葡萄牙總理阿尼巴爾席爾瓦說:「我們對中國局勢表示憂慮,決定派一名部長前往澳門安慰這塊將於1999年歸還中國領土上的居民。」[73]
丹麥:7日,丹麥政府取消對向中國發放十億丹麥克朗(約計1.5億美元)的出口貸款及援款。丹麥議會外委會主席埃爾姆奎斯特說:「暴行必須停上。只有該國出現另一種政治氣候時,援助才能恢復」。[74]
瑞典:5日取消國防大臣卡爾松到北京的訪問,取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瑞典的訪問。8日,瑞典外交部凍結對中國的援助。

瑞士:5日,瑞士聯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國駐伯爾尼大使館遞交了一份照會,「呼籲採取剋制和尊重人權,希望以對話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亞:澳洲總理霍克在電視演說中為死難者落淚,時取消訪問中國的計劃。

紐西蘭:6日下午,總理朗伊宣佈:「內閣己決定請外交部長馬歇爾召見中國駐新大使倪正建,告訴他紐西蘭政府對北京流血事件感到憎惡」,取消警察部長原定20日到中國的訪問,並宣佈暫停紐西蘭政府部長和中國政府代表之間的接觸,呼籲國民不要去中國旅遊。

巴西:5日政府聲明指「對這個友好國家的人民和政府帶來的動盪感到痛心。」這一聲明打破了巴西不評論其它國內部事務的慣例。

東方陣營

東德:東德領導人埃裡希·昂納克指:「武力鎮壓反革命人士是對的。

南斯拉夫:6日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聲明指:「對所發生的悲慘事件和無辜的人員犧牲表示遺憾」,並憂慮中國經濟政治改革被終止,「希望中共通過政治努力和公開對話消除危機,並同所有民主的進步力量一起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繼續下去。」8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長布迪米·隆查爾指「經濟開放及其後果之間的衝突已經影響中國社會政治趨勢,它們沒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視。」「無論哪種發展思想在中國佔上風,中國的事態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其國際關係,這個國家正面臨著艱難的日子」。

匈牙利:5日,政府國務部長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長霍爾恩·久洛指「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遺憾,也向我們提出一個嚴重警告,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使用這種手段,去鞏固保守統治地位和獨裁統治。」匈牙利政府指「這一悲劇證明,在改革過程中,行使權力的政治家的忍讓精神和為民族命運負責精神是多麼重要,政府為建立保證基本人權的法律是多麼必要。」7日,匈牙利政府指「用武器和暴力」毫無意義和不能解決問題,「尊重基本人權是我們每個人的共同事業和國際義務,任何國家都不能它看成是絕對的內政」。當日下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格羅斯發表聲明,一、我們強烈譴責暴力和兄弟之間的戰爭。這種方式同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二、我真誠地希望,理智將佔風,並盡快回到和平建設的道路上。

波蘭:6日,波蘭政府發言人:「波蘭社會和當局以深切關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我們對死傷者的家屬表示最真摯的慰問。」「我們相信,中國人將跟過去一樣不訴諸武力…理智和現實主義將佔上風,中國的改革進程和它的國際地位將不遭到削弱。」波蘭傳媒連日來以顯著篇幅報導北京局勢。13日,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說:「中國是幅員遼闊而神秘的國家。我只能對發生的事情感到遺憾。」關於軍事管制,「只有當國家的基礎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才有理由作出這樣一個決定。

蘇聯:6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於中國事件聲明」:「不管情緒有時是多麼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尋找由社會團結目標所確定的相應的政治解決辦法」,「中國目前發生的事件是該國的內政。其他方因施加壓力的任何嘗試都是不合適的。這種嘗試只會激化情緒,而無論如何也不會促進局勢的安定」,「我們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國人民能夠盡快翻過自己歷史上這悲慘的一頁」。九日,蘇聯政府發言人格拉西莫夫說:「沒有預料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極為驚愕。」「自從上週末北京發生暴力事件以來,就無法和中國首都進行電話聯繫」。15日,戈巴契夫說:「我們都對中國的事感到十分不安。我們都在為這個偉大國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進程是否會中斷而感到擔心」,並指六四事件為國際局勢改善帶來負面影響。

亞洲國家

韓國:5日,外務部表示「事件表示關注」,並希望「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而能和平解決」。

日本:5日,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說:「我對戒嚴部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鎮壓造成重大傷亡一事不勝憂慮。期望局勢能平穩下來。」同日,社會黨、公民黨、民社黨發表譴責聲明,並從六日起,日本三和銀行、大和銀行、住友銀行、日本生命保險公司、松下電器公司、西武百貨、三越公司等駐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辦事處人員被指示回國,當天共1163人回國。6日,日本銀行協會聯合會宣佈凍結給中國的兩筆貸款,數額為1.45億美元。7日,日本首相宇野指政府不能把槍口對準國民,並召見中國大使,轉達政府的嚴厲見解。下午,外務省指「中國政府行為從人道上來說是不能允許的。」同日,中國戒嚴部隊因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3名日本使館人員住宅遭槍擊,外務省提出強烈抗議,當天有1774日人離京,同日官房長建議在北京的日本人避難,並實施兩項政策:「一、通過紅十字會提供藥品等緊急援助;二、延長在日中國留學生的簽證」。8日,通產省宣佈把中國劃為「特殊國家」,每宗貨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20日,日本政府宣佈凍結向中國提供的57億美元貸款,,這個行動「等於暫停對中國的一切援助」。

越南:8日,政府外交部發言人澄清,西方電台報導河內支持中國政府的行動「純屬捏造」。「這是中國的內政。發生這場流血事件是令人遺憾的。我們希望中國的局勢正常。

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聲明:「對中國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我們不考慮任何看法。」但他又說:「如果中國採取強硬路線的領導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決柬埔寨衝突的速度緩慢下來」。8日,泰國派專機撤回北京85名泰國公民,駐中國大使館只留10名官員。

新加坡:星國政府對中國事態維持一貫態度:不予置評。另外,自翌日起,數以千計的新加坡人紛紛到中國銀行擠兌。
馬來西亞:8日,首相馬哈迪說:「我們無意干涉他們的內政。但是,我們對造成許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許多青年死亡的戰鬥表示遺憾。」

巴基斯坦:聯合國舉行制裁中國決議的大會上,巴國駐聯合國代表:「巴基斯坦國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主張,堅決反對聯合國公開干預成員國內政,特別是干涉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事務」。巴基斯坦是當時僅有的支持中國政府的2個國家的其中一個,並因此而遭到31.5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印度尼西亞:8日,印尼政治及安全事務部長蘇多莫說:「儘管最近北京發生了政治動亂,印度尼西亞和中國關於關係正常化的會談將繼續下去」。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說:「我國對中國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賓駐北京大使館仍照常工作。我們下達的指示是,確保我國在那裡的公民安全並密切監視那裡的事態發展。」

影響

事件定性

中國政府對事件的評價了從「動亂」演成「暴亂」,隨後又降為「風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六四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十餘年來黨政領導人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並未正面評價當時的措施。

雖然事件被刻意淡化,但中國政府仍嚴格限制有關六四的議論,對死難者家屬的私人悼念活動也進行干預,每年6月4日前後天安門廣場亦會加派警力。[93]。2005年趙紫陽逝世時,官方新聞稿也沒有觸及「六四」二字,只說趙犯了政治過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禁忌。

中國現有教科書鮮有介紹六四事件,學生對當日情況所知有限。在一版中國高校使用的歷史教材中,對六四事件有這樣描述(原文):

導致這場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注:這段話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02頁)就國際大氣候來看,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他們加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極其泛濫。就國內情況而言,首先是由於包括中央領導層少數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偏差和失誤,使多年來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況沒能得到根本扭轉,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嚴重地存在著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的現象。其次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以權謀私,滋長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造成黨風和社會風氣惡化,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再有,當時物價大幅度上漲、經濟秩序混亂,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之後,又面臨生活水準將有所下降的情形,這也使他們產生了某些不滿、誤解和怨氣。所有這些國際國內的因素,使一些熱衷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們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盤西化」和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結果進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這場風波的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它使黨和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紙《人民日報》的官方網站人民網也有對「1989年政治風波」的簡要描述:

80年代末,社會上掀起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此影響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學生針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形成學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但是極少數人自由化分子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藉口,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他們的煽動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學生大批涌上街頭舉行遊行活動,西安、長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機進行了打、砸、搶、燒,學潮迅速發展成為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號召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但是,形勢並沒有好轉。5月19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但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一些人與戒嚴部隊對抗。同時,上海、廣州等地也接連發生暴徒衝擊黨政機關、破壞交通設施等嚴重事件。對此,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暴亂。這場政治風波破壞了我國正常的社會秩序,擾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進程,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

經濟改革

1989年中國已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滿十年,外界強烈關注六四後中國會否收緊經改步伏,當時李鵬主張把每年增長壓縮在6%,32名資深黨員更建議取消所有經濟特區,但鄧小平指:「意識形態取代不了米。」1992年鄧小平到深圳、廣東、珠海及長江三角州一帶「南巡」,表明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並說:「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

南巡促進了國內的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當年GDP增長即達到了最高的12.8%,並且從此一直保持了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準的發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趙紫陽下臺的原因,歸究在「政治犯錯」,而非他們加速經濟成長的方法。

意識形態

在加速經改的同時,鄧小平開始調整中國的意識形態,扭轉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為六四後最顯著的思潮,「發展是硬道理」成為壓倒一切的方針。

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期望在這個具象徵意義的年份展現新中國的氣象,加強國人的自豪感,隨著北京敗於雪梨,中共被指把國內不滿情緒,轉化成對他國的控訴。美、日等國政府一直聲稱中國鼓吹民間的反美、反日情緒,讓國內不滿情緒透過民族主義宣洩,;中國一直否認有關指控,但在六四後,民間於千禧年前後出現的最大遊行,分別針對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等國際議題。

政治改革

雖然學運隨鎮壓倒下,但學生當時提出的部分要求卻開始實現。六四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對「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根除腐敗以及黨內裙帶關係,隨後2年實行不同條例以限制官員們範圍廣泛的特權:新年宴會降格為茶話會;旅行受到限制,不許在風景勝地召開會議(其後有關建議於9月生效);禁止公車私用,購買昂貴的進口轎車;削減年終獎金和發放物品等。但這類措施被人認為並沒有實施長久,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門公車私用,購買昂貴進口轎車的現象仍然嚴重,最終引致多名中國貪官逍遙法外。

1992年人大會議討論長江三峽工程,雖然方案得到李鵬及多名老幹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會議成員投票時,贊成票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對票,644人投廢票,數人甚至棄權,這一情況自中共1949年立國後所僅見。同樣地,人民過去選舉地方幹部時,大多依從中央指定的候選人,但有多個地方卻自行選出更受民眾歡迎的代表。然而,即使到今天,中國對政治的管制仍處於鬆、緊兩邊搖擺,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言論管制

在大部分情況下,媒體不得刊載六四內容,谷歌、雅虎等海外網站也屏封了六四的關鍵詞。2007年6月4日,《成都晚報》的一個年輕女職員在被告知「六四」是礦難的情況下刊登出「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導致多名編輯被解雇[95]。現在的新一代大學生和新興的中產階級中有些人對於六四事件抱著「事情過去就過去吧」的態度。

中共一直指稱有外國勢力混入學運,意圖挑戰共產黨的統治地位,這種帶有陰謀論的觀點在國內受到一定程度的認同。一些觀點認為「外國勢力」籍著民眾熱情,配合中國一些政治人物,以圖利用學生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

蘇聯解體後,部分民眾也認為如果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會像蘇聯般瓦解。國內也有不少聲音認同「穩定壓倒一切」,批評激進的學生只會令社會不穩。

然而媒體雖然管制嚴密,但多年來不斷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對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

在六四後,有北京市民曾公開接受西方媒體採訪,讉責軍隊屠城,中央電視台輯錄了該片段,並呼籲全國尋找這名反動份子,該市民最終被捕並判刑。大部分民眾在事後保持沉默,不願發表對六四的任何意見。

群眾運動

六四後中國調整了一系列應付群眾運動的措施。江澤民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我們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訓,正如中國一句諺語所說的『吃一塹,長一智』」他指防暴應由警察負責,而非軍隊,有必要進行更好的防暴訓練,並使用橡膠子彈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美軍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北京出現自六四後最大的示威,中共沿路派出警察維持秩序,並未有攔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中共亦依這一方針處理,但迄今,中國仍未解除對示威的限制,全國省市屢有示威釀成流血衝突的報導,但當中並未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 

香港問題

移民潮:六四引發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為移民目的地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其中加拿大和澳洲籍著香港移民的資金而改善經濟,並吸引更多亞洲移民。
政治對立:原本傾向中國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後與中共分道揚鑣,埋下香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其中香港主要反對黨民主黨於過程中誔生,而過去一直強烈支持中國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亦成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士。
民潮轉向對立:六四亦令大專團體的政治方向轉變,由親北京立場轉為與北京對抗,並主導香港的學運方向。為抗衡學界的抗爭,親北京陣型在商人資助下成立「學協」,意圖改變學運的方向。當中顯著事件包括香港大學的「和風閣事件」,引發多家院校發起退出學聯的動議等。
民眾運動: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三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透過遊行示威爭取權益在香港普及起來,每年都出現大大小小的遊行。其中較顯著的包括2003年7月1日的香港七一遊行。每年支聯會亦會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文獻

封禁作品

電影《頤和園》,2006年,電影《頤和園》因為故事情節涉及到六四事件,因此在中國大陸被禁演。2006年9月1日,中國大陸的電影局規定導演婁燁和製片人耐安一起 ,5年內不得拍片。

書籍《六四詩集》,迄今為止以文學形式呈現六四事件的唯一一部歷史文獻。自2006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由上至下從中央到地方省、地區、市縣層層部署在全國範圍內動用空前規模政府資源對尚未出版已在中國地下翻版流傳的《六四詩集》進行查繳。2007年3月該事件經媒體曝光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99]5月26日, 該書由六四文化傳播協會與國際特赦組織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聯合舉行發行儀式。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再次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查堵該書。[100]2007年11月12日留美學生吳強因攜帶該書入境,遭中國政府逮捕審訊.

書籍《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2007年7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在美國洛杉磯華人書店開始發行。

延伸閱讀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vis, Deborah, and Ezra F. Vogel. eds. 1990.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大衛‧艾克斯等著,1990,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譚克強等譯。臺北:時報。
季季主編,1989,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1989)。臺北:時報。
聯合報編輯部編,1989,天安門1989。臺北:聯經。
Liu, Xinyong. 1996. University System and Campus Life: Prerequisites for Studen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Weller, Robert. 1994.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戰爭機器搜索群編,1990,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臺北:唐山。
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楊繼繩,2004年11月初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特區文化圖書有限公司。ISBN 9626758031
鄒讜,1994,《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張良(化名)編,2001年,《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ISBN 9628744364。英文版 The Tiananmen Papers,Little, Brown & Co 出版,ISBN 0316856932 。該書是據說偷運出中國的最高層文件檔案複印件的收集整理,中文版的內容大約是英文版的三倍,聲稱是黨政機關文件的原文,英文版額外加入注釋。英文版編者Andrew J Nathan,Perry Link,Orville Schell,當時分別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系研究生主任,而且都有大量中國研究的著作。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1989年9月初版,《人民不會忘記─九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無國際書號
陳煒恆著,八九民運回憶錄,摘自澳門華僑報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連載
《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 張豈之、楊先材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7040091526
人民日報縮印本(1989)
半月談合訂本(1989)
庫恩,R.L.,(2004年),《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六四詩集》,蔣品超主編,2007年5月博大出版社出版。
紀錄片《天安門——六四事件》(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相關人物、組織

學生領袖

封從德,北大學生,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
王丹,北大歷史系本科生,在吾爾開希之後、柴玲之前領導北高聯,他沒有能夠逃出大陸,所以被關坐牢
柴玲,北師大兒童心理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絕食發起者之一,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
吾爾開希,北師大學生,絕食抗議期間曾與李鵬會面
郭海峰,北大學生,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創建者之一
趙長青,曾經擔任外高聯聯絡部的秘書長。

中共領導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改革派代表人物,1989年4月病逝,全國舉行悼念活動,成為六四導火線。
趙紫陽,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對學生表達理解,反對以武力鎮壓,事後拒絕認錯,被軟禁至2005年逝世。
鄧小平,當時僅保留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被公認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六四事件的決策者。
楊尚昆,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曾提議與群眾對話,他最終表明堅決支持鄧小平。六四後曾勸說趙紫陽「認錯」。
李鵬,時任國務院總理,保守派代表,亦有指他限制內部資訊,遊說鄧小平等下令軍隊鎮壓。[103]李鵬由於其姿態、言論,是六四過程中最被學生敵視的目標。六四後,他並未能繼任趙紫陽的職務。[104]
袁木,國務院發言人,在六四後聲稱北京沒有死過任何人,「袁木」二字在境外被一些人當成「謊言」的代名詞。
陳希同,時任北京市市長,支持戒嚴及鎮壓等,1995年被控貪污四千萬元人民幣,判死緩。
萬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六四前正出訪加拿大,群眾曾寄望他以法律凌駕中共元老會議的決策,未果。[105]。
江澤民,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六四後獲鄧小平信任,並接任黨總書記一職。
朱鎔基,中共上海市長,江澤民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依次分別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
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經歷三代中共總書記,其中兩人被撤換,自身仕途未受影響,2003年出任國務院總理。

知識分子

侯德健,台灣校園民歌歌手,發起「六二絕食宣言」聲言絕食72小時
北島,詩人,多次聯署要求中共實施政治改革。
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戴晴 著名作家
劉曉波,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王維林,1989年6月5日在長安街隻身阻擋軍隊坦克的青年,後下落不明。
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兒子蔣捷連遭戒嚴部隊所殺,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發起人
方勵之,六四以後,被美國領事館保護,最後抵達美國

其他人物

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
薛飛,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主播
杜憲,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主播

死者名單

詳細名單:六四死難者名單,共186名。

蔣捷連 – 丁子霖教授之子,在前往天安門廣場的路上被解放軍槍殺。
周國聰 – 2007年其母獲政府發放「困難補助」,雖然不是賠償,卻是中國官方第一次試圖彌補六四造成的傷害。

相關組織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該組織成員所用)或「高自聯」(中國政府所用)
北京大學
中央美術學院
中國中央電視臺
北京國際廣播電臺
新華社
人民日報
世界經濟導報

參見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D%E5%9B%9B%E4%BA%8B%E4%BB%B6&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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